任何议论一碰到这烈火就烧化了，任何学说一碰到这智慧就见出毛病来了。

对于这种二分关系，张灏先生颇有见地地指出：虽然，熊氏坚称他的哲学是一种形而上的一元论，事实上，他的思想见解包涵有二分的世界观，强调现实界和形上真实界的区分。62、 见姜允明〈试论牟宗三先生的智的直觉说〉，李明辉主编《当代新儒学人物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民国83）年版，页136～137。

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的不客气，凶猛得很。熊先生的哲学就是这样从上向下，由他那原始气的具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的生命格范，发出一股智慧之光，恰似一团烈火，可以不对应的烧掉一切。唐在他的自述中曾提及此事，可以为证。这一观点是牟宗三在与汤用彤的谈话中透露的，汤氏表示亦有同感。敬维先生之所成就，是真可告无愧于师友矣。

其次，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对牟宗三建立认识论与现象界的形上学也有直接的启沃。换一个人，恐怕是不可企及的。同时，他也能接受别人的正确批评，自觉纠正自已的错谬，弥补自己的不足。

）这段话中的非无一二中的一二是指唐君毅和牟宗三。[22]应该说，这是牟先生最深切的体会。假定陷在北大的习气里，你会永远转不出来。他又发议论道： 生死这种抽象问题俱不必知，便只好去注目日常生活之可见可闻了。

但他的缺陷我们也应知道，知道了，就有所警惕，警惕之，则可以定我们这一代学问奋斗的方向，此之谓自觉。这种文化 人表面观之，虽没有中国人的风雅，但却也没有中国人的野蛮，但却也能时常进步，不像中国人之始终如一。

在熊门弟子中，的确要数牟宗三最能理解熊子的苦心与孤寂了。牟宗三晚年说过，读熊先生的书，最好是读其书札，他的《新唯识论》不看也可。唐在他的自述中曾提及此事，可以为证。因此，熊十力的教训对他是一当头棒喝。

他心中有一个很深远很高明的洞悟（insight），一下突出去就能把握到那最高的一点，从那最高点往下看，就看出下面一些议论并不是很高明的了。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的进路受到熊十力的影响，尤其主要而特出的是见之于熊十力所持著的良知是呈现的这一观点。他批评人，批评社会，像匕首，如马氓，令人敬而畏。[49]因此，无论做人或做学问，首要的是必须豁醒与挺立起其历史意识，文化意识与价值意识。

74、 见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作者前言》（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1。[4]据他回忆，1932年冬季，他23岁，正在北大读三年级，在哲学系任教的邓高镜先生向他推荐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书，他一个晚上就读完了，虽然说不上真懂，但他感觉一股清新俊逸之气,文章的义理都美极了,引起他对署款为黄岗熊十力造的这位著者的兴趣。

因之，如果有人一句一句地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去追问他，在有些地方确实可以说他不对，也可以批驳他，但是他可以不理这些，因为二者的方向根本不同嘛。因此如果有人发现了你坚持一种错误的看法，你应当对此表示感谢。

姜的观点见其《从〈原儒〉看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收入氏著《当代心性之学面面观》，台北，明文书局，1994[民国83]年版。柏氏在西方哲学史上开一个新纪元，就是他以直觉方法参透了宇宙奥秘，开始了证体的工作。牟宗三从1932年（23岁）到1949年（41岁）一直追随熊十力，其中，少说有七、八年亲炙于熊十力的左右，加之平时的书信，无论为人为学，都对牟产生了巨大的感染与薰陶的作用。〔见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后序〉，黄克剑编《唐君毅卷》（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页920。敬维先生之所成就，是真可告无愧于师友矣。1995年，牟宗三谢世，牟宗三先生治丧委员会为他撰写的学行事略中有云： 先生于大学三年级时，从游于黄岗熊十力先生之门，三十一岁获交唐君毅先生，一师一友，相得最深。

汤用彤先生曾说过：熊先生虽不通西文，但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比一般留学生还强百倍。未有生命不通而可以有所建树以自立者。

他的学问直下是人生的，同时也是宇宙的。[14] 这段引文为牟宗三作为熊十力的衣钵传人作了一个最终的自我注释，其中透露出牟氏从他的经历中体会到侍师的不容易，表明了侍师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

又见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53。[13] 1993年1月11日，牟宗三在台大医院对看护他的学生发出一段感怀，忆及他当年师侍熊十力先生的情形，由弟子王财贵博士记录如下： 先生曰：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

其偶寄之习气之存在是中国的，而其意识观念，即其义理之性情一面，则是非中国的。可是由外延真理转到内容真理，是有很大的困难的，要想转出来，极端不容易，不是凭空便可以转的。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

吾于此体会了慧命之相续。[69]而到他晚年谈到《新唯识论》，在有所批评的同时，则又肯定了其把握儒学命脉的价值之所在。

50、 牟宗三《道德的理志主义·修订版序》，同上，页1。在牟宗三看来，中国现代的哲学家中，能直透中国文化生命的本源，接通中华民族的慧命者，唯熊十力先生一人而已。

[31] 牟宗三由此进一步断言，西方人虽有野蛮，却不像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杀戮的残忍。关于见到熊十力的情形，牟宗三有一段被引用了又引用的记叙，但仍然值得再引如下： 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宿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

由此，牟氏看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还说： 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58] 勿庸讳言，熊十力先生的用心以及他这项工作的价值，即使在当代，能认识的人也不多，就更遑论当时了。他反帝反专制，爱祖国爱民族，追求自由与民主，尊崇哲学智慧与科学精神至死不渝。这在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推之，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了。[39] 牟宗三所说的这个深度发展的问题，就是他所谓的从外延真理到内容真理的发展。

78、 从先秦儒家到宋明新儒家形成了中国儒学的一个理性主义的批判传统，这一传统又为当代新儒家所接续，并与来自西方的彻底批判的理性主义相融合。[72] 由这些事例可以看出，牟氏居然对他最尊敬的老师也不讳过，那么他对其他的尊者也同样不会留情面，至于对那些不在他的尊者之列的人，批评就会更严厉了。

数十年以来，牟宗三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师友情谊有口皆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恐怕我在北大毕业出来后，也和其他人一样，很自然的便跑到中央研究院的系统里去了。